大家好，我是龙笑生。今天继续分享《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一书的精彩部分。
微波技术，这一战争催生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崭露头角并逐渐成熟。它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合同推动的。从发送无线电信号到烹饪食物，再到加速粒子产生极高能量，调频无线电波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应用。伯特·麦克默特里，这位通用电气的主管告诉他，如果他想进入微波行业，最好前往北加州。那里，斯坦福大学拥有该领域最优秀的研究生课程，而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电子公司都在附近设立了微波实验室。
在20世纪50年代，伯特·麦克默特里和他的妻子是移民加利福尼亚的500万人口中的一员。这轮移民潮包括了许多美国最优秀的工程师，他们纷纷搬到加州湾区南部一个约30多平方千米的乡下地方。这些移民中有很多与他相似：二三十岁，几乎都是白人男性。他们来自中西部或西南部的小镇和城市，而非东部的繁华大都市。他们没有显赫的血统，没有在预科学校积累的人脉，也没有常春藤学校的文凭。但他们充满活力，懂得随机应变，并拥有工程学学位，这在冷战时期的技术推动世界中是最宝贵的财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加利福尼亚接受了联邦政府巨额国防开支中的最大部分。军工厂与飞机制造厂遍地开花，为国防工业输送力量。在战时，士兵们源源不断地经由旧金山前往太平洋战区。成千上万的平民向西部迁移，在当地的造船厂与军工厂工作，并有许多人就此安家落户。随着冷战的加剧，分布在西海岸的军工厂与军事承包商全力运转起来。西雅图、洛杉矶与湾区的一部分工厂专门建造大型战机与战舰，而沿着旧金山半岛向南延伸的小镇与城市则主要生产小型配件。
政府开始扮演主要角色，以前大学院系如果能收到数千美元的私人捐赠，用于工业研究项目或基础研究就已经很幸运了，而现在常常收到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的政府拨款。仅麻省理工学院就获得了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拨出经费的1/3，而这1/3大部分划拨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用于开发赢得战争所需的一种绝密的雷达系统。领导了“曼哈顿计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巨额订单，这使加州获得了第二多的资金。纽约作为全美国大规模电子企业数量最多的地方，获得的资金紧随其后，而其他地方都被远远甩开。
艾森豪威尔与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年推行的“新面貌”战略加速了研究重心向先进电子设备的转移，并将国防开支从地面部队与常规武器方面转移到日益精密的武器和用来设计这些武器的计算设备上。对电子行业的巨大推动不仅来自战争结束后头十年美国政治领导人向科学投入的巨额资金，还与这些资金的使用方式有关。国家科学基金会遵循范内瓦管理战时科学研发办公室的先例，它本身并不进行科学研究，而是在激烈的竞争、严格的挑选之后将资金分配给大学研究人员。这样，资金的使用更加注重实际效益和应用前景，为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防开支的显著增长导致整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重新布局。核时代的到来使得西经100度以西的干旱地区在工业上发挥了新的作用。广阔、偏远、人口稀疏的沙漠为进行机密的核研究与核试验提供了理想条件。大型水电站、胡佛大坝以及两者之间的每一条河流与瀑布，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大干旱与大萧条期间开始建设的大量水坝项目，为战后的航空工业提供了大量且廉价的电能。在整个太平洋沿岸，那些设有军事基地与造船厂、参与过对日作战的城市，现在都有全速运转的工厂，它们生产着飞机、导弹和其他设备，在多条战线上支持着资本主义美式民主与苏联的对抗。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偏重使总部位于西海岸的许多航空航天公司——从波音公司到洛克希德公司，再到休斯飞机公司——成为全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斯坦福大学围绕特曼所谓的“卓越尖塔”进行了重组，确立了物理学、材料科学与电气科学之类的专业。这种激进且彻底的重组在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利兰与简·斯坦福在创立这所大学之初就为其确定了实用与工程至上的方针，并且没有制定关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这所大学相对年轻。朝鲜战争爆发时它才刚刚成立60年，没有过多根深蒂固的传统与习惯阻碍工程师管理层将斯坦福大学变成军工复合体的完美试验场。